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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将于近期启动起诉售假卖家专项月，首批计划对100个售假卖家展开追偿。”2018年1月16日，阿里巴巴打假联盟暨品牌权利人合作会议在广州举行。 同时阿里巴巴公布了与权利人联合起诉售假卖家第一案，阿里与联盟成员、法国护肤品牌贝德玛先后将售卖假冒贝德玛卸妆水的深圳卖家刘某诉至法院，索赔共计94万余元。2016年5月，在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与品牌权利人的助力下，深圳警方破获一起百万假冒贝德玛卸妆水案。2015年开始，犯罪嫌疑人刘某销售假冒贝德玛卸妆水，致多名顾客使用后出现皮肤过敏损伤。在阿里巴巴打假团队与品牌权利人的密切合作下，协助警方抓获刘某，并顺藤摸瓜，查获刘某的上家唐某及造假者余某，主犯刘某改判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唐某等人也分获改判。 阿里巴巴表示，近期计划首批对100个售假卖家展开追偿。阿里巴巴将利用平台大数据，多方协同参与打假。 阿里巴巴发布打假年报制售假多为微商供货\"
阿里巴巴发布打假年报制售假多为微商供货 阿里巴巴近日对外发布《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尽管其在网络假货治理方面成效显著，但线下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制售假分子呈现跨国境尤其是向微商及其他各类平台流窜销售的特点。 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2017年，阿里作为平台发起中国第一例针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截至2017年底，阿里已与全国23个省开展线下打假合作，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长陈竞凯称，多地执法机关的实地打击案件也印证，假货源头并未根除，且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分工越发细致，反侦查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京东等其他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开始搭建海外网站，通过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延伸阅读： 阿里巴巴发布《打假年报》 “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真正让售假者痛，假货问题才可能得以有效治理。”1月10日，阿里巴巴在杭州发布《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打假年报》)。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出席发布会时公开表示，2017年阿里在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络售假行为得到严厉打击、显著遏制、极大震慑。但同时由于线下假货源头未除，假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趋势明显，2018年，阿里除了不遗余力支持执法机关对线下假货源头围剿外，还将不惜代价对售假卖家诉讼追责，誓做让制售假分子最痛恨的人。 在低成本高暴利的制售假产业链中，从业人员往往唯利是图、铤而走险，并想尽办法躲避法律法规和平台的处罚。如何利用好网络电商平台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同时如何发动社会各方参与，正成为互联网时代治假新趋势。与其他电商平台打假态度不同的是，已走在全球化路上的阿里，面对打假，方式方法上都显得公开透明，态度也格外鲜明。 据《打假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上95%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可在24小时内处理完成；知识产权侵权投诉量下降42%；阿里关闭了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阿里向全国公安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系列数据表明，2017年阿里联合社会各界在网络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数据技术已经转化为打假的巨大推动力。在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下，网络售假也已得到严厉打击、显著遏制、极大震慑。阿里全方位治假经验正成为互联网行业打假的典型样本。 关店：数据黑科技打假年清24万家店 利用大数据和黑科技实施线上打假的优势正在逐渐凸显。为彻底清除线上假货，阿里在事前、事中与事后等多个环节都进行了设防。诸如商家入驻平台时所需的身份资质审核、每笔订单提交和发货完成交易后维权等维度，都采用了不同拦截措施进行假货治理。 据《打假年报》介绍，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就有九大核心打假黑科技。其中包括基于数据挖掘、图像文本识别以及庞大的产品和知识库网络，由阿里全球独创的智能商品管理大脑系统。该系统可自动对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上近20亿商品进行识别，并自动学习外部信息，发现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并进行判断、处理。庞大的云计算资源池，能给予该“大脑”近乎无限的记忆和学习能力。 同时有可关联上千维度信息、“征召”5000台虚拟服务器的假货甄别模型，每天对全平台商品进行扫描排除侵权等问题商品，并发现新侵权行为商品的特征和趋势。另还有累计识别1000亿张图的图像识别算法与每秒可阅读501本《康熙字典》的语意识别算法以及每秒可监控超5万件新商品的实时防控体系。 “经过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2017年阿里在网络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资深总监钱磊介绍称，平台上还采取包括确认商家真实身份的生物实人认证的技术，以及与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关等多地执法行政部门共同搭建的政企大数据协同平台等手段。 《打假年报》数据显示，通过各类技术运用，平台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 97%一上线即被封杀；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42%；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97%在产生任何销售前就被移除，更有大批疑似售假店铺被平台予以关店处理。2017年年初，一位周姓店主因店铺售假被平台关店处罚后，不久，周某又接连伪造8张不同身份证，尝试再次进入阿里电商平台开店，结果都被“商品大脑”识别拦截。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透露称，“去年一年，阿里总计关闭了24万家疑似售假店铺。” 据《打假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已陆续与全国23个省开展了线下打假合作，如2016年联动浙江省双打办、公安厅合作“云剑行动”、联动浙江省工商的“红盾网剑”以及同年联动浙江省质监部门的“质剑行动”等项目。同时，阿里还与上海、天津、江苏等12省公安机关，就线下打假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整个2017年，阿里平台已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经过长期努力，阿里网络假货治理效果明显，网络售假得到显著遏制。但后续如果仍单靠少数企业和部分执法部门的努力，无法撼动利益盘根错节的线下假货源头，那么打假将永远没有尽头，始终会影响整体社会的打假工作推进。”一位参会的研究专家表示说。 追责：诉讼制售假者让其感到“痛” 除了对疑似售假者店铺进行关店处理外，阿里巴巴也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据记者获悉，自2017年1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启动“追杀三千里”项目以来，阿里已就12起售假案件中的卖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截至目前，12起案件均已获正式立案。 这些案件以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案由起诉，要求卖家赔偿商誉损失，并在媒体上公开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因无先例，多地法院在立案时都很谨慎，有的被诉卖家也很意外。 早在2017年1月9日，淘宝就以“违背平台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一家曾出售假冒施华洛世奇手表的网店店主，并向对方索赔140万元人民币。 该案作为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起诉售假卖家案例，拉开了阿里以民事诉讼手段打击售假行为的序幕。此后，阿里巴巴又接连在上海、宁波、义乌等地法院发起诉讼，并向新成立不久的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2017年3月8日，淘宝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卖假冒玛氏皇家猫粮的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7月20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姚某在淘宝出售假货，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还降低了消费者对淘宝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的良好评价，判决姚某赔偿淘宝损失及合理支出12万元。获赔后，阿里设立消费者保护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消费者起诉售假者进行维权。 目前，仅“淘宝诉姚某卖假猫粮案”判决生效，该案也因此被称为“淘宝打假第一案”。近日，该案还作为“国内首起网购平台打假案”，被评选为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作为中国第一个用民事诉讼手段打击售假行为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1月10日《打假年报》发布会现场公开表示，2018年阿里还将对更多售假卖家展开追责，目的就是让售假者“痛”。除起诉售假卖家外，阿里也将继续联合权利人、正品卖家、消费者对售假行为合围打击，并呼吁各方力量进行社会共治，以司法实践促进互联网治理。 这也是继去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向全社会喊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的呼吁后，阿里面对制假售假违法成本低的现状表露的又一决心。但从2017年阿里巴巴发布的一组打假数据来看，通过司法机关处罚制售假行为人的情况并不容乐观。 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运用大数据加人工复检方式，总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为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 治理：假货源头未除跨国境跨平台流窜 “多地执法机关的实地打击案件印证，假货源头并未根除，且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分工越来越细，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副支队长陈竞凯在参加《打假年报》发布会时表示，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跨国跨境平台流窜现象日益严重。 因阿里电商平台打击假货手段和态度变多变狠，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朋友圈、微商等多种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售假分子甚至会搭建海外网站，通过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近日，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新媒体《警法研究cspl》刊登的一份《新时代法治经济之微商行业假货治理研究报告》就直陈行业痛点：微商兴起之初就产生售假现象，随着微商行业影响面的扩大和高额利润的驱使，加之微商缺乏必要的市场准入规则及相关部门的监管，用微信朋友圈关系而滋生的微商售假现象屡禁不绝，微商逐渐演变成为假货的“天堂”。 该研究报告举例称：在2017年8月湖南娄底警方破获的特大制售有毒“假减肥药”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就曾利用微商分销系统，非法获利。案值上亿的百万粒假减肥药，每粒成本却不足一毛钱，利润率高达近9000%。 研究报告分析，当前，微商的终端销售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基于微信公众号开设微商城的B2C模式；一种是个人基于朋友圈开店的C2C模式。根据《2016-2020年中国微商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美妆、针织、母婴、大健康、农特占据着微商主要市场份额，截至2016年底，微商从业者近3000万人，微商品牌销售额达到5000亿元。由此可见，微商已经成为中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的一部分。 然而在微商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媒体注意到，一些公司或个人却借助微商衍生出制假、售假体系。令人担忧的是，微商售假及其衍生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呈现出售假种类多，售假主体年轻化，售假传销性质明显，售假利润高、查处难度大。 对于假货转移流通渠道，线下源头溯源难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去年还提交了《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也指出，治假涉及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地区、部门都应该共同发力、共同治理，否则治假工作难成气候。【来源：快资讯】 更多资讯详见：360社区早报（201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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